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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愛吾校,吾更愛真理 ——對武漢大學建校年代及相關校史問題的沉重反思武漢大學 吳驍 2012年11月 2003年,武漢大學舉行了110周年校慶。其間,本校的校史在互聯網上遭到了諸多兄弟院校校友及社會人士的廣泛質疑甚至攻擊。為維護學校聲譽,本人專門寫作并發表了一篇網文,為本校的校史追溯問題進行辯護。當時,本人正在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史專業讀研究生二年級,對校史的了解尚處于入門階段,這篇文章也基本上代表了本人當時對本校校史的認知水平。 近十年來,隨著自己對武漢大學校史的研究和了解越來越深入,本人逐漸認識到,自己過去在本校校史追溯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是在史料掌握極不充分、同時又受到自己“先入為主”的預設立場與片面、狹隘的愛校情結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擾下而得出的,在事實面前根本就站不住腳。本人現在的觀點是——武漢大學將本校校史延長并追溯至1893年的觀點和做法是完全錯誤的,事實勝于雄辯,大量的歷史證據充分證明,武漢大學的歷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13年。 在經歷了長期、痛苦的自我懷疑及否定的心路歷程之后,本人現在已完全克服了個人顏面、愛校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干擾,完全能夠做到客觀、中立、實事求是、不偏不倚地看待武漢大學的校史追溯與建校年代這一嚴肅的學術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本人在學術研究中所信奉的最基本的價值理念,便是—— 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竺可楨)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亞里士多德) 稍加改動,那便是——吾愛吾校,吾更愛真理! 2013年,武漢大學將舉行120周年校慶。 按照現行的官方說法,武漢大學的歷史始于1893年。    武漢大學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清政府創辦的自強學堂,歷經傳承演變,1928年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 ——摘自武漢大學主頁之“學校概況·學校簡介”    武漢大學的前身是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于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堂。1902年更名為方言學堂。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方言學堂為基礎,于1913年建立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1923年更名為國立武昌師范大學,1925年又更名為國立武昌大學。1926年武漢國民政府將武昌大學與其他幾所學校合并,組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1928年7月,國民政府改組武昌中山大學,組建國立武漢大學。…… ——摘自武漢大學主頁之“學校概況·百年校史”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不妨讓我們先從1893年的自強學堂說起。 第一,自強學堂(方言學堂)絕非現代意義上的高等學府。    臣前奏明建立兩湖書院,曾有續設方言商務學堂之議,茲于湖北省城內鐵政局之旁,購地鳩工造成學堂一所,名曰自強學堂。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每門學生先以二十人為率,湖北湖南兩省士人方準與考。方言學習泰西語言文字,為馭外之要領;格致兼通化學、重學、電學、光學等事,為眾學之入門;算學乃制造之根源,商務關富強之大計。每門延教習一人,分齋教授。令其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不尚空談,務求實用。 ——張之洞:《設立自強學堂片》(1893年11月29日)    為改定自強學堂章程:照得本部堂奏設自強學堂,內分方言、算學、格致、商務四齋;除方言一齋招選學生在堂肄業外,其余三齋均按月考課憑文甲乙,歷辦在案。 ——張之洞:《札道員蔡錫勇改定自強學堂章程》(1896年8月6日) 1896年,張之洞對自強學堂章程進行改革,將算學門移歸兩湖書院,格致、商務門停辦,改為一般課程,方言一門擴大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門(1898年又增加東文即日文,共計五門),從此,自強學堂成為一所專門的外國語學校。    學生必須年在二十四歲以內十五歲以外,口齒較靈,志趣漸定者。過二十四歲或不及十五者,均不錄取。 ——張之洞:《招考自強學堂學生示并章程》(1897年4月9日)    關于學生的程度,可從他們的試題中去衡量。于二十五年九至十一月間,自強學堂曾舉行過三次月考與一次總考,測驗中西各門功課。測驗后的試卷,雖沒有全部留下來,但僅就所見的部份試卷,亦可以粗略窺見其重點與程度。   ……    從上舉各堂西文題目,我們可以看到自強學堂的外文教學確是在培養學生直接閱讀各國著作的能力,而學生的語文程度似乎不差。   ……    如以五年后(一九〇四)所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為標準,上述生理與格致二科題目的程度,僅相當于中學一二年級而已。   至各堂算學題目方面,分為新舊班二種,新班題較繁難,舊班題目則全屬四則范圍,諸如方陣、分配、行程、比例與本利計算等。各堂中以德文堂的題目較深。不過,從這些題目看,他們這時的數學程度頂多與高等小學相當。   總之,他們的各科程度比預定的標準——高等學堂程度——為低。顯然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合格學生與師資所致。當然,經費與設備亦成問題。就是改為方言學堂后的三屆學生亦發生同樣的問題。…… ——蘇云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1976年) 1902年,張之洞將自強學堂改為方言學堂,并將校址由讀書院街的三佛閣遷至東廠口。    京師譯學館、外省方言學堂畢業獎勵(五年畢業,程度與高等學堂略同,而所學系交涉事宜,年限亦較多。)   考列最優等者,作為舉人出身,內以主事分部盡先補用,外以直隸州分省盡先補用,升入大學堂分科大學,或咨送出洋肄業。……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奏定各學堂獎勵章程》(1904年1月13日)    設高等學堂,令普通中學堂畢業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學預備科為宗旨……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奏定高等學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    查歐美各國學制,中學畢業者即入大學,本無所謂高等學堂。日本之有高等學堂,專重肄習西文,為入大學專科之地。 ——《光緒二十九年管學大臣張遵旨議奏湖廣總督張等奏次第興辦學堂折》(1903年)    顯然,就學制總體而言,“普通中學堂”宜視為初中性質,“高等學堂”宜視為高中性質。因此,“接受中等學堂畢業生”和“程度與高等學堂略同”,并不能證明該校具備“大學”性質。 —— 喻本伐:《中國近代大學“第一”之爭剖辨》,《教育研究與實驗》(1995年第4期)    查湖北方言學堂系自強學堂改辦,第一班學生于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入堂肄業,定章五年畢業,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已滿畢業期限。原擬比照京師譯學館章程請獎,嗣因此班學生非由中學升入,詳閱試卷,尚非高等程度,照章給獎未免過優。當經臣部核復準照中學堂獎勵章程辦理。 ——湖廣總督瑞瀓具奏學部(1910年)    可能由于馨齡的泄怠,學生生活奢侈,學習不夠認真,成績較差,學部不準比照奏定外省方言學堂及京師譯學館的資格給獎,因此,畢業人數愈來愈少。由第一屆的七十二人至第三屆的二十人,共僅一百四十人,尚不及三屆在學人數的百分之四十,如上表所示。   依照光緒廿八年的湖北學堂系統,方言學堂應招中學畢業生,因此,其程度應相當于奏定學堂章程的高等學堂。但因開辦時尚無中學畢業生,所以他們的程度與資格,于宣統元年時受到學部的批駁。學部認為他們算學程度僅相當于中學堂第二、三年;博物與理化二門尚不及中學程度;交涉、理財與教育三門的講課時間不足;而最糟的是外文程度竟“比中學堂所剩無幾”。因此,只準照中學堂資格比獎。并令其延長修業年限為八年,以符合譯學館程度,或改為別的學堂,納入奏定的學制體系。 ——蘇云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1976年) 第二,自強學堂(方言學堂)的歷史早在1911年初便已徹底終結。 學部:奏核議湖北方言學堂仍照該省原議停辦折(1911年3月14日)    奏為核議湖北方言學堂仍照該省原議停辦,恭折仰祈圣鑒事。竊臣部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準軍機處片交欽奉諭旨:陸軍正參領盧靜遠奏湖北方言學堂關系譯才,未便輕易停辦一折,著學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嗣準湖廣總督臣瑞激咨稱:湖北方言學堂本科各班學生畢業后,預科人數無多,不能成班,又乏中學畢業生可以升入。去年學部籌備表內擬定本年將該堂停辦,經諮議局議決在案,是該學堂按之部章,揆之財力,準之輿情,均應停辦,所有預科畢業各生,擬即分別轉入相當學堂,插班肄業,庶于該生等之求學毫無阻礙,而鄂省可以節省巨款等情前來。臣等查外國語文為探索各種學問之管鑰,然專習文字而不以攻究科學為歸宿,則致用甚隘,不足以成專門之才。是以造就人才者,上之當求之于分科大學,次之亦當取之于各項專門學堂。近來京師、北洋均已設立分科大學,各省亦皆有高等或高等專門學堂,在學生徒無一不注重外國語文,以為參考西書、研究學術之用,畢業以后自能各就所學,或任外交,或司教育,或興實業,以專精之才任專門之事,較之該參領所擬以方言一門之人才供行政、教育、科學、實業各途之使用,其收效為倍宏。是以臣部于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具奏,各省方言學堂已奏咨有案者,以后添招學生須遵照奏案考選中學堂畢業生升入,若無中學畢業學生,即不必添新班,俟在堂學生畢業后,酌改為他項學堂等語,奉旨允準在案。今該督所擬將預科畢業學生轉入相當之學堂,而將該學堂停辦以節巨款,既與臣部原奏之意相符,復與該省諮議局議決之案吻合,自應準如所擬辦理,該參領所請各節,擬請無庸置議。所有核議湖北方言學堂仍照該省原議停辦緣由,謹奏折具陳,伏乞皇上圣鑒。謹奏。宣統三年二月十四日奉旨:依議。欽此。 由上可見,方言學堂的停辦,是清政府學部與湖北地方當局的既定決策,也是符合教育規律與社會發展要求的一次正常的停辦,這與不久后全國各地的諸多學堂因辛亥革命爆發所導致的局勢動亂而被迫停辦(非正常停辦)有著本質的區別。既已依照正常程序予以停辦,也就沒有什么恢復重建的理由了,這也標志著自強學堂和方言學堂前后共18年的歷史最終劃上了句號。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后不久,黎元洪將方言學堂校舍移作武昌軍官學校。 第三,1913年創辦的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是新生的民國政府大力發展師范教育的直接結果,而絕非在清末便已停辦的方言學堂的恢復、更名或改組。 民國元年,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出任北京國民政府教育總長。他對師范教育十分重視,曾提出“為今日之教育計,首重師范之養成,以正本清源,急謀現狀之改進,以補偏救弊,皆事之不容或緩者”。在其主持和推動下,教育部先后公布了《師范教育令》、《高等師范學校規程》、《高等師范學校課程標準》等,對高等師范教育作了詳細的規定;此外,還劃分全國為六大師范區,每大區設國立高等師范學校一所,其中,湖北區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高師設于武昌。 本校大事記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教育部委任賀孝齊在武昌籌辦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事宜。旋即委充校長。撥武昌舊方言學堂迤西房屋一棟為籌備處。   八月,奉湖北都督批飭撥定武昌軍官學校(即舊方言學堂)為本校校址。   八九兩月,兩次考取預科學生一百二十四名。   九月六日,奉教育部頒給教字第十號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木質印章一顆。   十一月二日,開學。 ——《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己未級同學錄》(1919年) 由武昌高師的籌辦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這所新興高校的誕生,完全是民國政府在全國范圍大力發展師范教育的直接結果,主觀上并不是要恢復早已停辦的方言學堂,客觀上也不是對方言學堂的恢復、更名或改組,只不過恰好使用了已經停辦的方言學堂的舊有校舍而已。它與原方言學堂唯一的聯系,僅僅只是校址與校舍,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不過是一個“偶然”,而從性質上分析,校址與校舍更不過是高校校史追溯原則中最不重要、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次要因素。 第四,武昌高師僅僅只是利用早已停辦的方言學堂的舊有校舍進行性質與內容截然不同的辦學,與前者并無任何實質性的繼承關系。 筆者認為,所謂大學,究其本質,乃是一個由教師與學生為共同研究和傳播高深學術而結合成的“學術共同體”,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其核心元素當然主要在于人,而不在于物。既是如此,大學校史的追溯,也應當主要看人事、組織與制度的傳承,而不是單純的物質財產的繼承。    辦學地點是判斷兩校繼承關系的重要因素,但卻不是決定因素……由于近百年來中國高校有很多的中斷和遷移,有些辦在同一地址上的兩所學校卻不一定有繼承關系。以其他學校的舊址和校舍開辦新高校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普遍現象……清末民國時期一些辦在同一地址的學校并無繼承關系,這就猶如同一房屋前后所住的人家之間不一定有親族繼承關系一樣。因此,校址是判斷兩校繼承關系的一個因素,但并非主要因素。 ——劉海峰:《中國高等學校的校史追溯問題》,《教育研究》(1994年第5期)    判斷兩校之間的歷史繼承關系,還應遵循“整體繼承性原則”,即應該綜合考慮學校整體的繼承關系,而非個別因素的繼承關系。在各因素中,主要考慮是學校的核心因素,而非考慮學校的次要因素。何謂“學校”?乃教師和學生為了某種培養目標組合而成的教育組織。從此定義可以看出,教師、學生和培養目標(包括學校性質和辦學層次)是學校的核心因素,校址、校舍、校名等則是學校的次要因素。因此,判斷兩校是否有承接關系,嚴格意義上應綜合考慮教師、學生、學校性質和辦學層次四因素的承接關系。當然,該學校主觀上是否認為與早先學校具有繼承性,也是一個因素。至于校址、校舍因素,筆者認為則基本可以不考慮。因為在同一校址辦學的兩所學校未必有繼承關系,這好比李家在這棟房子住了20年后搬出,張家接著住進來,兩家顯然無任何繼承關系。 ——李均:《對校史追溯問題的再探討》,《教育評論》(2002年第2期) 首先,就組織與人員來看,方言學堂停辦后,原有組織機構已不復存在,學堂師生自然也要自謀出路,流散各處。而武昌高師的建立,則是教育部另外派遣(用現在比較時髦的話來說,大概可以叫作“空降”)了一批與原方言學堂毫不相干的人士來創辦一所新的高校,教職員是重新聘任的,學生也是重新招收的,而不是批量接收舊方言學堂的原有師生。如果我們將現在所能找到的方言學堂停辦前夕與武昌高師創辦初期的師生名單進行對照的話,就會發現這完全是兩批截然不同的群體,而僅僅只能勉強找到極個別在方言學堂和武昌高師兩所學校都工作或學習過的師生之個例。 如德國人格拉塞,曾在方言學堂教授德語,后來又先后在武昌高師、國立武昌商科大學、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國立武昌大學、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和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德語,直至1938年卸去教職。他在國立武漢大學任教期間,其個人履歷中與中國有關的內容為:“歷任……武昌方言學堂高等師范武昌大學商科大學中山大學教授等職。”(原文無標點)試問,僅憑格拉塞的這份簡歷,我們能得出方言學堂與武昌高師為一脈相承的同一所學校的結論嗎?! 再如著名歷史學家沈剛伯(1896-1970),11歲時(1907年)進入湖北方言學堂學習,18歲時(1914年)又考上武昌高師英語部,1917年畢業,就其求學時的年齡與具體學習經歷來看,與其說他一直是在同一所學校學習,還不如說他是從方言學堂這所中等學校肄業后,又“升學”到了武昌高師這所高等學校更符合事實一些! 除了這兩個不具有任何說服力的個例外,方言學堂與武昌高師便不再有任何人員上的關聯了。 其次,從學校性質上看,1911年初停辦的方言學堂是一所外語學校,在其停辦后,其校舍為一所軍事學校(武昌軍官學校)所占據,1913年底,這所軍事學校又騰出校舍,在此新建了一所師范學校(武昌高師),這三所學校性質迥異,差別巨大,可是后來,我們非要讓在同一校址最后建立的這所師范學校,直接跨過之前的這所軍事學校,將更早的一所已經停辦的外語學校追認為其歷史“前身”,這豈不是荒謬絕倫?! 前文中筆者曾引用過劉海峰與李均二位教授以“房屋”和“人家”所作的比喻,結合武漢大學牽強附會將校史隨意上延的具體做法,筆者可以再提出一個更符合武大實際情況的比喻:一位首次置業成家的年輕人(即1913年新建的武昌高師),買了一套已經絕戶的人家(即舊方言學堂)遺留下來的房子,而且這套房子還是之前曾經多次轉手的“二手房”(四川會館-農務學堂-方言學堂-武昌軍官學校),十多年后,他們家自己蓋了新房(即1932年落成的珞珈山新校舍)并搬遷過去,又過了幾十年,這位年輕人的后人突然修改了自己的家譜(即本校校史),將早先那家早已絕戶的人家認作自己的先祖!請問,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情嗎?! 再次,從辦學層次上看,根據張百熙、榮慶、張之洞于1904年共同制定的《奏定各學堂獎勵章程》,“外省方言學堂”其“程度與高等學堂略同”。通過對1903年頒布的癸卯學制進行具體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清末的所謂“高等學堂”,其層次相當于高中或大學預科,而不能望文生義地理解為具有高等教育層次的現代意義上的高等學府,就更不用說湖北方言學堂當時的實際辦學水平甚至連“高等學堂”的程度都達不到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武昌高師從一開始便是按照新的“壬子-癸丑學制”建立起來的完全意義上的高等學校,完全屬于高等教育層次,與方言學堂當然也完全不在一個辦學層次上。 最后,退一萬步來說,即使僅以校址和校舍為主要依據來追溯歷史前身的做法是正確合理的,那么,只要我們嚴格按照同一邏輯,而不是采取雙重標準來處理這一問題,武漢大學的歷史還是無法追溯到1893年的自強學堂!具體而言,就算我們假定方言學堂作為武昌高師前身的結論是成立的,那么,自強學堂作為方言學堂前身的結論就是不成立的。這是因為,按照同樣的標準,方言學堂的前身就應當是此前在東廠口辦學的農務學堂(而農務學堂的“前身”則應該是更早的四川會館),而不是從三佛閣遷移過來的自強學堂;同樣,自強學堂的后繼者就應該是文普通中學堂,而不是方言學堂。相反,如果嚴格按照更加正確合理的“整體繼承性原則”,那我們便不難得出結論,自強學堂確實是方言學堂的前身——因為二者之間的關系只是改名和易址而已,其性質、組織、制度、人員都確實是一脈相承的,同時,只要按照同一邏輯,我們就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方言學堂絕對不是武昌高師的前身——因為除了其校址和校舍這一次要因素外,其性質、組織、制度、人員等關鍵因素均沒有被后者所繼承。 第五,武昌高師的絕大多數師生校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均未明確認同方言學堂為本校前身。 1916年12月,武昌高師校長張渲在為該校第一屆畢業生的題詞中明確提出:“本校創自民國二年,為國立六高等師范學校之一,今第一期諸生將畢業……”1918年11月,武昌高師還舉行了建校五周年紀念活動。 在武昌高師早已成為歷史之后,1962年,該校第一屆畢業生王郁之在其遺作《武昌高等師范學校紀略》中,仍明確提出該校成立于1913年。 1963年,同為武昌高師第一屆畢業生、后來終身在武漢大學任教的著名數學家曾昭安教授,卻曾提出過一個標新立異的觀點:“武漢大學從高師算起,到今年恰是五十年,如從自強學堂算起,是七十年,從兩湖書院算起是七十三年,再若從江漢書院算起,就更有將近六百多年的歷史了。”由此可見,曾昭安教授對武漢大學校史的追溯方式本身就是非常隨意、毫無章法可循的,實不足為憑,否則的話,到了2019年,我們武漢大學豈不是可以舉辦650周年校慶了?!o(∩_∩)o 直到1988年,武昌高師校友郭述申仍在其回憶文章中聲稱:“武漢大學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師范學校(簡稱武昌高師),創建于一九一三年。”只不過,到了1993年,武漢大學舉行百年校慶期間,郭述申校友發來賀信,明確提到了“母校100周年校慶”,但這顯然只是禮節性地認可了校方自行更改建校年代的行為,并不能完全代表其一生中堅持了數十年的最初的真實想法。 最后,筆者想特別強調指出的是,“前身”一詞,有著嚴格的定義,是不能隨意濫用的。一所學校要追認自己的“前身”,也應當有明確的標準和規則可循。所謂“前身”,原本是佛教用語,指“輪回”前的生命,而在現代漢語的語境中,它被解釋為“事物的上一個狀態”,或者“事物演變中原來的組織形態或名稱”。換句話說,如果某一事物的狀態發生了某些變化(比如更名、重組等),那么它變化前的那個狀態就構成了變化后的那個狀態的“前身”。也就是說,“前身”這一稱號成立的前提,便是前后不同的狀態從屬于同一個事物,而如果將兩件本質截然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即使在時間上有先后聯系,也是不能用“前身”來描述的。就武漢大學的校史追溯問題具體來說,拋開繁瑣的歷史考證不論,單從邏輯上講,武漢大學的建校年代能否從1913年繼續向前追溯,關鍵便在于我們能否證明方言學堂與武昌高師其實是同一所學校,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所呈現出的不同表現形態,但客觀事實卻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無懈可擊地證明這一點!恰恰相反,方言學堂與武昌高師之間,除了校址和校舍這一最為次要的因素外,基本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繼承關系,從本質上說是兩所完全不同的學校,我們就算能繼續挖掘出這兩所學校之間更多的歷史淵源,也無法從根本上動搖和顛覆它們分屬兩件不同事物這一基本事實!因此,“前身”之說,并不適用于方言學堂與武昌高師的關系。依據基本史實,我們頂多只能說方言學堂的校舍是武昌高師校舍的“前身”,卻不能說方言學堂這個學校本身也是武昌高師的“前身”。 綜上所述,在全面考察各種歷史資料之后,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方言學堂與武昌高師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歷史聯系(僅僅在于校址與校舍這一基本可以忽略不計的次要因素),但從本質上說,則是兩所性質截然不同、彼此間不具備任何傳承性的學校,絕對不能加以等同,方言學堂絕不可能是武昌高師的所謂“前身”,既然如此,武昌高師及其后繼者武漢大學的歷史,自然也就無法追溯到方言學堂乃至更早的自強學堂時期了。在這一問題上,國內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也是非常明確的——即使按照最寬泛的校史追溯標準,武漢大學的校史亦無法上延至1893年。 其實,在最基本的歷史事實與證據鏈條原本就非常清晰的前提下,對于武漢大學的歷史能不能追溯到方言學堂時期,拿劉道玉老校長的話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只要是具有中學生甚至小學生的智識水平的人,都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在如今的全國高等教育史學界,武漢大學的校史追溯問題,甚至都已經不再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學術問題!除了極個別學者在未經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在提及武漢大學歷史沿革時輕率地采納了武大單方面的1893年建校說之外,絕大多數學者均不認可這一點,也從來沒有任何一位校外學者認為武漢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盡管武漢大學是全國第一所舉辦所謂“百年校慶”和“110周年校慶”的大學。 在鐵的事實面前,武漢大學的全體師生校友,都應該盡早從所謂“百年名校”的夢幻中清醒過來了!事實上,正式成立于1913年11月2日的武漢大學(時名武昌高師),直到今年,仍未滿百歲!只有等到2013年11月2日這一天過后,武漢大學才能真正稱得上是“百年名校”!而在1993年以來將近20年的時間里,武漢大學不過是打著一面嚴重名不副實的“百年名校”的虛假旗號,長期罔顧事實地“沽名釣譽”罷了! 二、“層累造史”理論視野下的武漢大學校史追溯史 今年6月27日,廈門大學教授劉海峰在與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探討武大校史追溯問題的一封函件中曾指出:“武昌高師在辦了15年改名為武漢大學后,才開始逐漸有了將校史往上追溯的說法,而且越到后來武大人說得越多,這有點印證了顧頡剛先生的歷史層累理論。”    “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后有盤古等……“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后國治”的圣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范了……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1923.4.27) 這一理論的基本內容,是認為先秦的歷史記載是一層一層累積起來的,后人不斷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來越豐富。本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事物的記憶應當變得越來越簡單,而這些歷史記載卻變得越來越詳細。這顯然是后人不斷添加內容,一層一層地累積出失實的歷史。顧頡剛指出,歷史就像逐漸堆積起來的干柴,表面上看到的是后來添加的東西,“汲黯說,‘譬如積薪,后來居上’,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顧頡剛先生的這一理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它不但對古代史,而且對近現代史研究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當然,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是絕對真理,顧頡剛先生在使用該理論研究先秦史時也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它的基本內核仍是可取的,而且,這套理論所描述的“層累造史”的客觀現象,在任何一段歷史中都有可能存在,不論是年代久遠的上古史,還是近在眼前的近現代史。就武漢大學近百年來對自身歷史的追溯不斷發生變化的漫長歷程而言,這一微小的具體問題,似乎也完全能夠與顧頡剛先生的“層累造史”理論相吻合。而在該理論的啟發下,我們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武漢大學的校史追溯為何會產生偏差,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偏差也越來越大,并一路引導著部分武大學人最終走上了歧途。 對于這一問題,我的學生和學友劉文祥已經作了大量詳細的考證和研究,并寫成了一篇近2萬字的名為《淺談武漢大學對校史溯源問題的認知發展史》的文章,進行了全面、細致的探討。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二人也很有可能就武漢大學的校史溯源問題進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力求將其寫成一部學術專著。    清末,張之洞設方言學堂于武昌東廠口;辛亥首義后,改為武昌軍官學校;至民國二年七月,教育部籌設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于武昌;八月,撥定武昌軍官學校(即舊方言學堂)為校舍,十一月二日正式開學。(注:原文無標點,括號除外) ——《沿革概要》,《國立武漢大學一覽》(中華民國十八年度)    清末,張之洞設方言學堂于武昌東廠口;辛亥首義后,改為武昌軍官學校;至民國二年七月,教育部委賀孝齊籌辦武昌國立高等師范學校,旋委為校長,即以舊方言學堂校舍為高師校舍,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學。(注:原文無標點,括號除外) ——《沿革概要》,《國立武漢大學一覽》(中華民國十九年度)    清社既屋。方言學堂亦廢。民國二年教育部即其處建立高等師范學校。橫舍圖書多仍其舊。而規模少宏遠矣。 ——《校史》,《國立武漢大學第十六屆畢業生紀念刊》(1947年) 1923-1927年,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相繼更名為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國立武昌大學、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并于1927年底停辦。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在前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的基礎上改組創建,并于當年10月31日開學上課。1929年10月18日,國立武漢大學第50次校務會議議決以每年10月31日為“本大學成立紀念日”(校慶日)。 1943年,國立武漢大學在四川樂山舉行了建校15周年校慶。1946-1950年,又在武昌珞珈山校園先后舉行了建校18、19、20、21、22周年校慶。 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會章(1943年修改)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 “說明”:本校校史實肇基于民國二年七月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之創立。越十年,改名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十三年秋,教育部改校名為國立武昌大學。洎革命軍興,政制更迭,十五年十月奉令改名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于十七年七月國民政府大學院始定今名——國立武漢大學。綜計本校成立迄今卅載,雖更名凡五,而傳統精神實系一脈相承,故本會名稱仍用現名,藉示體系之齊一,免貽社會以畛域之觀感,而啟校友以親疏之情緒也。   我們知道武大歷史很短,合武昌高師,武昌師大,武昌大學,與武昌中山大學而言,才比較長些,所以實際今天武大本身的歷史,成立才只十八周年,好像一個小兄弟,但我們秉著當仁不讓之精神,至少要起而與老大哥似的北大,清華,…諸校相抗衡,完成大學教育的神圣使命,十余年來,經各先生之決心及各方面之熱情與同學們之努力,尚能名實相符,蔚為國用…… ——劉秉麟(1946年10月31日在國立武漢大學“蔣主席六秩華誕”、 “本大學十八周年紀念”暨“三十五年度開學”典禮上的報告)(《國立武漢大學周刊》第361期)     武大的前身最早為湖北方言學堂,高等師范學校,后改名為武昌大學,武昌中山大學,在民國十七年十月卅一日,始正式易名為國立武漢大學,迄今已有十八周年的校史…… ——《武大開始訓練新生 劉秉麟先生講該校歷史源源本本 承國內外推許贊助更應加倍努力》,《武漢日報》(1946年12月4日)   今天本校舉行二十周年校慶,其實要從本校前身,武昌高師算起,到現在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 ——周鯁生(1948年10月31日在國立武漢大學成立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國立武漢大學周刊》第389期) 1955年,武漢大學正式將武昌高師確定為自己最早的歷史前身。1963年,學校舉行了50周年校慶。   武漢大學在我國是歷史比較悠久的綜合大學之一,它經歷了長遠的曲折的發展道路。  武漢大學50年的歷史,是資產階級文化教育沒落、無產階級文化教育興起的歷史,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斗爭的歷史。  武漢大學最初名為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創辦于1913年,是辛亥革命的產物。…… ——李達:《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辦好社會主義大學 ——在建校50周年校慶大會上的報告》(1963年11月15日) “文化大革命”期間,武漢大學將1958年9月12日定為校慶日。 1978、1983、1988年,武漢大學分別舉行了65、70、75周年校慶。   武漢大學誕生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從她誕生起,就與中國革命息息相關。武大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于1913年11月2日建立,校址在武昌東廠口(今湖北省教育學院)。再追溯遠一些,武昌高師又是由張之洞、譚繼洵于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堂沿革而來。后來,相繼改名武昌師范大學、武昌大學、武昌中山大學。1928年7月,更名為武漢大學。  ……   同志們,回顧過去,成績是顯著的,展望未來,任重道遠。我們深信,只要大家繼續遵循黨的正確路線,認真把黨的組織整頓好,切實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振奮精神,繼往開來,團結奮斗,發揚光大武大的光榮傳統,我們就一定不會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不會辜負幾萬名校友的殷切期望,以更突出的成就去迎接武漢大學的80周年校慶,90周年校慶,去展望她輝煌的百年大慶! ——劉道玉:《發揚武大的優良傳統,為開創學校的嶄新局面團結奮斗——在慶祝武漢大學建校70周年大會上的報告》(1983年11月15日)   今天是我校七十五周年校慶紀念日。實際上,武大的前身還要早些,可追溯到一八九三年,但是習慣上我們是從一九一三的武昌高師算起,所以我們還是依舊。 ——《齊民友校長在校慶七十五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1988年11月15日) 綜上所述,在武昌高師時代,學校始終認定1913年為自己的建校年代,從未認為方言學堂為本校“前身”,而僅僅只是略微提及本校是在方言學堂的舊址上建校而已。 國立武漢大學時期,學校雖始終將1928年定為建校年代,并以此來計算校慶年份,但在另一方面,亦從建校伊始便將武昌高師認作自己的歷史前身,而且越到后期,便越是意識到武昌高師與本校在組織建置及辦學傳統與校風等方面一脈相承的歷史聯系,只不過,在這一歷史時期,已有個別武大師生有意或無意地冒出了一絲將方言學堂也納入本校歷史沿革的苗頭,對本校“前身”的界定顯得有些模糊不明,這就為武漢大學日后將校史進一步上延埋下了伏筆,甚至進而提供了間接的第二手“證據”。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武漢大學上至學校主要領導,下至部分校史專家,對于將校史起始年代上延至1893年的傾向可謂愈來愈明顯,從含糊其辭的默認,逐漸發展為公開正面的肯定,等到這股潮流積累到一定程度之時,正好又撞上了1993年這一特殊的時間“臨界點”,于是便最終完成了由量變轉向質變的飛躍。 在全面考察了自強學堂、方言學堂、武昌軍官學校及武昌高師、國立武漢大學等學校最初的歷史,以及近百年來武漢大學對本校校史的主觀認同不斷發生變化的漫長歷程之后,不禁令人感慨萬千——顧頡剛先生的“層累造史”理論,在武漢大學的校史追溯這一小小的問題上,可以說得到了再充分不過的證實和體現!我們今天關于武漢大學的歷史溯源于1893年的官方說法,從本質上說,不正是后人不斷添加新的內容,一層一層地“累積”出來的失實的歷史嗎?!而現在,我們要還本校歷史以本來面目,其實也并不復雜,畢竟,與顧頡剛先生“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所要直接面對的幾千上萬年前的遠古歷史比起來,一個小小的武漢大學,自建校至今,只不過區區百年的歷史,一直流傳至今、留存于世的相關歷史記載資料還非常豐富,要搞清楚這所學校的來龍去脈,還真心不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而要解決武漢大學的歷史起點究竟何在這一問題,最好的辦法,顯然是直接跨過最近幾十年紛紜繁復的歷史“層累”期,不為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后人”的眾說紛紜所干擾,而是“返璞歸真”,直接回到原初,回到起點,回到歷史的現場,嚴格以第一手史料為基本依據,盡可能客觀、中立地對自強學堂、方言學堂、武昌軍官學校與武昌高師之間的關系進行認真、嚴肅、全面和細致的考察,只有這樣,才能撥開后世“累積”了數十年之久的歷史迷霧,準確地探知到最接近事物本來面目的歷史真相,而這也正是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經初步完成的任務。 1991年底,武漢大學校友總會向廣大校友及社會各界人士發出呼吁,號召大家為學校捐款修建新校門,以迎接即將到來的80周年校慶。 1992年底,武漢大學突然宣布要在次年舉行百年校慶。 絕大多數被武漢大學邀請參與校史論證的專家學者均贊同學校提供的校史論證報告,只有潘懋元、劉海峰等少數教授提出了委婉的質疑,卻被學校“斷章取義”地曲解為“一致贊同”。 1993年11月29日,武漢大學最終在全國高校中率先舉行了“百年校慶”。 三、武漢大學1993年篡改建校年代的消極后果 第一,在校史追溯問題上損害了自身聲譽,失去了教育界、學術界與兄弟院校的尊重。 1993年10月底,當武漢大學突然正式向新聞界發布消息,宣稱即將舉辦百年校慶之后,全國的高等教育界可謂一片嘩然,新聞界也是一片茫然。特別是少數幾所建校年代較早的老牌高校均“深感驚詫”,其“海內外校友紛紛質詢”,其中天津大學“尤感憤懣”。當年11月1日,天津大學上書國家教委提出異議,報告中指出,國家教委曾提醒武漢大學就該校舉行“百年校慶”之事,請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和天津大學幾所近代以來早期創辦的大學及若干高等教育史專家共同開會論證,但至今未收到武漢大學的論證材料,也未接到召開研討會的通知。天津大學方面認為,“武漢大學突然宣布慶祝百年校慶的做法,實在令人迷惑不解和無法接受”,除了對武大所謂的“前身”自強學堂性質的認定“極不嚴肅”外,“武漢大學利用傳媒造輿論以造成武漢大學今年百歲的既成事實,這種強加于人的做法,有損于高校之間的團結,也有損武漢大學自身的聲譽”。11月18日,天津大學還在《光明日報》刊出整版校史資料,其主題詞即為該校校訓——“實事求是”,同時,還加印報紙數千份,分發海內外北洋校友,以示“安撫”。 當時,國家教委對于武漢大學所謂的“百年校慶”也是極不認可。11月29日,在武大“百年校慶”大會上,國家教委代表、已退休的原教育部副部長楊蘊玉女士,在其講話中通篇未見“百年”詞眼,這就是所謂的“只賀校慶,不賀百年”,非常鮮明地代表了國家教委當時的基本立場。至于天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建校歷史悠久的兄弟院校,對武漢大學更是極度不滿,這幾所高校在給武漢大學“百年校慶”的賀信中,均未提及“百年”字眼,上海交大的賀信甚至連“校慶”二字都沒提! 如前所述,武漢大學在進行校史論證的過程中,曾經對廈門大學的潘懋元、劉海峰二位教授的質疑意見“斷章取義”,曲解為“一致贊同”,招致了他們的強烈不滿。與此同時,還有一部分曾經參與過武大校史論證的專家學者(包括部分校友代表),在事后也是大呼“上當受騙”。 據劉道玉老校長所言,近些年來,他經常在教育界聽到一些對武大的負面評價,“每當我聽到他們說,武大百年校慶是‘笑慶’,百年校史是‘笑史’,武大學風浮夸,包庇學術腐敗等議論,我都有一種受辱的感覺,但我又無以申辯,只能忍受其辱”! 近20年來,全國高等教育學界、教育史學界對武漢大學篡改校史的批評可謂不絕于耳!據不完全統計,主要有如下數篇文章—— 席龍飛:《“武漢是中國現代高教最早發祥地”質疑》,《交通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劉海峰:《中國高等學校的校史追溯問題》,《教育研究》1994年第5期。喻本伐:《中國近代大學“第一”之爭剖辨》,《教育研究與實驗》1995年第4期。李均:《對校史追溯問題的再探討》,《教育評論》2002年第2期。劉海峰:《中國高校校史確定的原則與標準》,《中國高教研究》2004年1期。熊賢君:《高等學校校史起始問題淺議》,《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7年第6期。李均:《生拉硬扯修“校史” 牽強附會成“笑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6月24日。劉海峰:《追溯歷史真實 確立高校校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4月18日。   為何國內不少高校熱衷于把自己的建校時間隨意延長呢?除了當前校史追溯缺少一個普遍認可的標準和規則之外,還可能暗藏著一個深層次的原因:這些大學缺乏基本的自信心!大概認定自身欠缺實力,若靠教學、科研成績來提高學校聲望速度太慢或希望不大,所以試圖借助更“悠久”、更“古老”的歷史,讓學校躋身“中華老字號”,以為這樣就能成為“名牌”。如此提升學校聲望之法恐怕在世界高等教育領域也是絕無僅有的!  ……   校史追溯是一項很嚴肅很細致的工作,需要進行嚴謹的論證,方可確定本校的建校時間。如果不尊重歷史,生拉硬扯把某所本來與己沒有多大關聯的學校當成前身,隨意更改或延長校齡,不僅對大學的發展毫無意義,甚至可能把大學的“校史”弄成貽笑大方的“笑史”! ——李均:《生拉硬扯修“校史” 牽強附會成“笑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6月24日)   另外,在這場爭論中,中國高校中還有一所著名大學武漢大學,它竟然在1993年9月(應為“11月”)舉辦了百年校慶!對于它的這個百年校慶,教育學界大多數人還是不認可的。矛盾的是,它在1983年舉行了70周年校慶,過了10年,怎么變成一百周年而不是80周年校慶?所以還是很值得質疑的。他們也曾經寫過一個論證報告,論證校史應該從1893湖北自強學堂開始算起,因為兩者校址一樣。但據此就說二者是同一所學校有點牽強。對于這個問題大家都難以接受,教育部也沒有具體部門管理校史或校慶事宜,只好交給專家論證。單看武大提供的資料,可能會覺得論證報告頭頭是道,但如果知道其他相關教育史資料,則其論證結論是不能成立的。武漢大學的校史以前都是從1913年武昌高等師范學校開始算起,1923年改成武昌師范大學,1924年(應為“1925年”)改成武昌大學,1926年改為武昌中山大學,1928年才改為武漢大學。自強學堂1893年創辦,1903年(應為“1902年”)改為湖北方言學堂,相當于湖北外語學院。1911年3月,因為生源不足,且經費困難,辦不下去了,于是湖廣總督奏請停辦,學部議準。1911年10月武昌起義,辛亥爆發,1912年曾經在這個叫馬廠(應為“閱馬廠”)的校址上辦了兩個月的武昌軍官學校,接著又停辦。1913年利用原校舍辦起了武昌高師,它與湖北方言學堂的唯一聯系就是校址一樣,其他并無繼承關系,所以武漢大學校史上溯到1893年是不成立的。 ——劉海峰:《大學歷史:在古今中外之間》(2008年7月12日在華東師范大學“全國教育學研究生暑期學校”的演講) 第二,隨意延長校史的做法在全國高校中“壞風氣之先”。 武漢大學作為一所擁有崇高學術地位、又不斷銳意改革進取的著名學府,在過去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有過多次引領時代潮流、“開風氣之先”的光輝時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校史追溯這一問題上,武漢大學所犯下的錯誤,卻起到了“壞風氣之先”的惡劣影響。 誠然,平心而論,武漢大學絕不是中國第一所在校史上浮夸造假的高校,不論是在民國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早期,在校史追溯方面存在類似浮夸行為的高校,絕不止是一二個例。然而,當歷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國家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推進,全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也隨之加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對本校校史的隨意延長,率先在全國舉行所謂的“百年校慶”,并且造成了非常惡劣的社會影響的先例,那就確實是我們武漢大學所率先開啟的了!正是在武漢大學的所謂“百年校慶”過后,“校史之爭激起的漣漪四起。一些高校也紛紛搭班子重新考證校史。個別校領導更是熱衷于校史考據,而冷淡教學工作”。   校慶是紀念學校建立的慶祝活動,校史是對一所學校發展軌跡的真實記錄。近年來,高等學校校慶成了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由于校史漫長往往與一所大學的辦學傳統和辦學水平密切相關,因此進行百年或幾十年大慶,有利于對學生進行學校傳統教育和優良校風教育,也有利于增強校友對母校的認同感和凝聚力,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社會捐助,因此各高校多希望本校歷史越悠久越好,希望校史能夠盡量上延。同時,也出現個別高等學校互相攀比校慶年份,不尊重歷史,牽強追溯校史,隨意更改校慶年份的不良現象。  現在,每年都有許多大學舉辦隆重的校慶,而且還不時有百年校慶,不少高校已將校史上延到清朝末年的高等學校。有些高校經過自行組織的校史論證,申請上級主管部門同意將校史上延;而有的高校則只向本校一些教師略作咨詢便自作主張確定校史上延,突然將校慶年份拉長了許多,在教育界和社會上被人們議論紛紛,造成一定的消極影響。因為中國高等學校校史追溯和校慶年份的核定問題相當復雜,以往又沒有統一的標準,于是一些高校便自行其是,牽強附會找些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學校作為前身學校。即使上報給上級教育主管部門,也沒有可操作的標準來衡量和核實其校慶年份的可靠性。目前中國已進入一個百年校慶高潮期,為了改變校史追溯中的隨意性,使校史的上延和確定有一定的規范和依據,亟需制定高等學校校慶年份核定原則與標準。  ……   本來,如何確定一所高校的校史和校慶時間是屬于高校自主權范圍內的事情,似乎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問題是有些高校在校史追溯和確定校慶年份時隨意性太大,將校史勉強上延,這就有如在百米賽跑中的搶跑,引起其他高校的不滿并反映到教育主管部門后,才引發出需要確定高校校史追溯的原則與標準的問題。制定校史確定的標準有如田徑比賽必須制定競賽規則,否則會造成混亂。自1993年個別大學牽強附會將校史往前延伸舉行百年校慶之后,如何科學地確定校史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界的一個問題…… ——劉海峰:《中國高校校史確定的原則與標準》,《中國高教研究》(2004年1期) 反面典型 2002年,江蘇省內的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河海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江南大學、江蘇大學等9所高校(大多為20世紀50年代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的過程中新建的高校),竟然都將自己的歷史溯源至1902年創建的三江師范學堂,一同舉行了名不副實的“江蘇百年高校聯合慶典”! 與武漢大學同年建校的河北醫科大學,其前身本是1913年創辦的直隸公立醫學專門學校,可近年來該校卻硬要將校史追溯至建于1893年、與其沒有任何歷史聯系的北洋醫學堂,這與武漢大學上延校史的具體起止時間,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如南昌大學,該校在1998年還舉行過40周年校慶,2005年就舉行了65周年校慶,到了2011年,竟又變成了90周年校慶!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該校校史便大步流星地完成了三級跳,實在是令人瞠目結舌。 注:以上所舉各例,均為在學術界基本沒有太大爭議的較為典型的校史造假行為,有較大爭議者概不列舉。 當然,我們不能武斷地認定以上這些在校史上浮夸、造假的高校都是受了武漢大學的直接影響,或者是在直接效仿武漢大學的做法,但不管怎樣,1993年的武漢大學,作為一所歷史較為悠久、在國內擁有崇高學術地位和重大社會影響力的老牌名校,其率先隨意延長校史、進而舉辦“百年校慶”的輕率舉動,在客觀上確實是開了一個壞頭,作出了一個壞示范,樹立了一個壞榜樣,其消極、負面的社會影響,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近年來,許多學校通過舉辦校慶活動,宣傳自己的歷史和品牌,鼓舞了師生員工,擴大了社會影響。但是,也有少數學校在舉辦校慶活動時不夠實事求是,未經認真考證,任意上溯學校的辦學歷史,改變社會公認的建校時間,這是不嚴肅的,也易在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引發不必要的混亂與爭議……    高等學校的建校歷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對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發展歷史的認定,各地各高校對此要予以高度重視,本著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尊重科學的態度對校史加以確定,不能僅憑主觀愿望牽強附會進行變更。   高等學校的建校歷史是一個學術問題,進行變更必須經過充分科學論證,必須有翔實的歷史記載和依據,要得到高等教育史學界和有關專家的充分認可……    高等學校建校歷史的變更,將會產生社會影響,必須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首先是高等教育界和高等學校之間的廣泛認同……    高等學校建校歷史問題事關重大,影響廣泛,為此,我部將對高等學校建校歷史和校慶年份的確定進一步提出原則意見,在此之前,高等學校變更校史和校慶年份必須報經學校主管部門審定同意。各主管部門對高等學校提出的校史和校慶年份的變更要求,應組織專家進行嚴肅認真的論證,并報我部備案。 ——教育部辦公廳:《關于校史和校慶問題的通知》(2002年6月13日) 以上所引文字,幾乎條條都擊中了武漢大學1993年篡改校史行為的要害! 正面典型 與武漢大學等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校史追溯問題上始終堅持了基本“操守”、絲毫不為隨意延長校史的歪風邪氣所動的大學,還是為數不少的。 如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始終以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創辦作為自己的歷史起點,而沒有輕易將校史追溯至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更沒有追溯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太學及其后的國子監——盡管長期以來一直都有許多著名學者在作此鼓吹。 再如四川大學,盡管該校在若干年前亦曾將校史由1905年上延至1896年創辦的四川中西學堂,但該校校史的此番上延有理有據,該校的前身由四川中西學堂逐步發展為四川通省大學堂、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四川高等學校等的歷史進程脈絡清晰,證據充分,完全是對本校歷史起點的準確界定,此點毋庸置疑。如果四川大學也像武漢大學等眾多高校一樣,一心追求校史越長、越悠久越好,亦完全可以牽強附會地將1875年創辦、1902年并入四川中西學堂的尊經書院,甚至是1704年創辦、1903年并入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的錦江書院認作自己最早的歷史前身!但四川大學的校史上延最終只是定格在了1896年,這便是對歷史事實的充分尊重以及實事求是的校風、學風的具體體現。    南開大學今年90歲了。   按照當下的通例,這個值得書寫的年紀可以更長一些。她脫胎于1898年的天津嚴氏家館。這所清末家庭學校的書房,與今天草木蔥蘢的天津八里臺之間,文脈未曾有一日的斷裂。   尋根覓祖,追溯前身,她就能更加“歷史悠久”。可是,南開大學還是老老實實地,從1919年落成開始,為自己計算歲數。   年長的學校如同年長的女士,年紀是個難解之謎。教育學者潘懋元教授說,一些大學為了標榜校史悠久,不惜牽強附會,拉長校史。而南開大學“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謂信史。   長期觀察這所學校的人相信,這是一種“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的矜持,一種“習慣成自然”的固執。 ——張國:《南開永遠年青》,《中國青年報》(2009年10月15日) 與南開大學情況類似的,還有武漢大學的同城兄弟華中師范大學,該校亦是以其主要歷史前身文華書院于1903年正式設立的大學部(這才真正是武漢地區近代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為最早的歷史起點,而沒有繼續往前追溯至文華書院創辦的1871年。 以上這些事例,難道不足以令我們武漢大學深感慚愧,并進而虛心學習、痛改前非嗎?! 第三,直接造成廣大師生校友對本校歷史與傳統的認知混亂。 對于武漢大學在1993年篡改建校年代的消極后果,如果說以上所歸納總結的這兩條傷的都還只是“面子”的話,那么接下來所要論述的這一點,就已經是結結實實地損害到學校歷史文化傳承的“里子”了! 如前所述,武漢大學本來是由一所民國初年建立的高等師范學校一脈相承地沿革發展而來的,可是經過1993年的篡改,其歷史源頭卻被移花接木地安插在清末一所早已停辦的新式學堂上,硬是要將一個鮮活的生命,強行嫁接在一棵已經枯死的古木上,這種“亂認祖宗”的荒謬做法,在學術界早已成為一個天大的笑柄,可是近20年來,在武漢大學師生校友內部的小圈子中,大家對此卻一直深以為然,并由此而衍生出更多的笑話來!比如說,有相當多的武大師生校友,一直將與武漢大學沒有多大關系的自強學堂等同于武漢大學,進而將自強學堂的創辦者張之洞直接視同為武漢大學的創辦者!于是才有了“東湖之濱,珞珈山上,這是我們親愛的學堂”這種荒唐可笑的校歌歌詞,甚至還有人進而編出張之洞當年“倒騎”毛驢來到珞珈山下為武漢大學選定校址、獅子山頂的老圖書館大樓建于1893年等諸如此類的荒唐透頂的段子出來,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拋開這些荒謬的說法原創者本人的認知能力與水平不論,武漢大學牽強附會地將本校歷史追溯至張之洞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堂,在客觀上無疑對眾多師生校友的校史認知形成了嚴重的“誤導”。 在民國后期,剛剛改組重建的國立武漢大學,從一開始便是以“后起之秀”的形象出現在全國高校之中的,并一直將北大、清華等老牌名校尊為“老大哥”。由于年輕,便充滿著生機、朝氣與活力,為校內外人士所高度看好,被認為是一支“異軍突起的新興力量”,“將來有無限的希望”,一如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或者70-90年代的華中工學院(華中理工大學)!事實上,當時的武大果然也不負眾望,建校僅僅十多年,便在抗戰時期迅速躋身于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及國立浙江大學并駕齊驅的“民國四大名校”之列,創造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而這場奇跡的背后,絕不在于當時的武大擁有多么悠久的歷史,而在于年輕的“后起之秀”對于“老大哥”們當仁不讓的奮力趕超!然而,到了1993年,這個昔日的“小兄弟”,卻通過亂認祖宗、謊報年齡的不光彩手段,將自己的歷史強行排到了當年那些“老大哥”的前面,開始自娛自樂地當起了“老大哥”,也開啟了長達近20年的冒充“百年名校”與“倚老賣老”的自我欺騙與虛假宣傳,硬是將當年一個生機勃勃的“后起之秀”,糟蹋成了一個“暮氣橫秋”的老朽之軀!事實上,將建校年代提前20年,也并沒有使武漢大學的綜合實力和學術地位因此得以提升,反倒讓世人更加感慨這所昔日的歷史名校后來的衰落與墮落! 武漢大學近百年來逐漸形成并不斷傳承發展的優良傳統、校風、文化與精神,實主要奠基于武昌高師與國立武漢大學兩大歷史時期,并在之后的數十年里(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被繼續發揚光大。在武昌高師時期,學校以“樸誠勇”為校訓,初步形成了一種樸實嚴謹、不尚浮華的優良校風。國立武漢大學時期,學校以“明誠弘毅”為校訓,并極力提倡“踐履篤實”之精神,養成了誠摯嚴謹、認真負責的可貴校風。20世紀80年代,武漢大學又將自己的校風概括為“誠實樸素、勤奮刻苦、嚴謹治學、勇于創新”,以及“敢作敢為、開拓進取、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等。雖然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對于校風的表述在具體詞句上略有區別,但其主要特點均是以“誠”為先,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治學態度為終極歸宿。這樣的優良校風一經形成,便在武漢大學代代相傳,為一代又一代武大人的成長成才指明了方向。 然而,到了1993年,為了與校史的浮夸與“大躍進”相呼應,武漢大學先是胡亂地追認自強學堂為老祖宗,接著又極其膚淺、可笑地拿這個偽祖宗的名稱亂做文章,硬是把“自強”一詞從一百年前的地縫里刨了出來,再將“明誠弘毅”的優良校訓攔腰斬斷,舍棄掉前面一半的精華,再拿后面一半生硬地與之相拼湊,弄出一個不倫不類、并有“同義反復”之嫌的“自強、弘毅”出來,以之來形式主義地體現本校所謂的“歷史縱深與校風延續”,而實則嚴重地歪曲和褻瀆歷史,更顯荒謬透頂!武漢大學一面將校史追溯至自強學堂時期,一面又將校訓的第一條確定為“自強”,從本質上說,這就是在不斷地自我強化和循環論證這段似是而非的虛假歷史,進而潛移默化地不斷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武大學子腦中灌輸這種先入為主的歷史認知,從而逐漸達到最終將“偽史”轉變為“真史”的目標!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武漢大學一面在校史追溯上浮夸虛飾,一面卻還要在校訓中拋棄了內涵深刻的“明誠”二字之后,又畫蛇添足地加上“求是”一詞,這不是在自取其辱嗎?!在這條“新校訓”的最后,還要添上一句在當時頗為時髦的“拓新”一詞,名義上是要提倡“開拓、創新”的精神,而結果卻是將自己的校訓“拓新”到了“四詞八字”的八股窠臼里面去,這不能不說又是一處莫大的諷刺! 當然,筆者絕不是認為“自強”、“求是”、“拓新”這幾個詞眼不好,“自強”、“求是”、“拓新”的精神不值得提倡,而是因為武漢大學1993年制定的這條所謂的“新校訓”,既不能準確地概括和體現武漢大學自建校以來一脈相承的優良傳統、獨特精神與個性魅力,更是與一段校史浮夸的不光彩歷史緊密地捆綁在一起,是校史浮夸的直接產物,因此,不論是從形式還是內容、內涵上說,它都不可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筆者堅信,隨著武大師生校友對本校歷史文化傳統的認知、總結與反思越來越深入,這條“新校訓”終究有一天會被大家所徹底拋棄,這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 在這里,筆者還想補充說明一點,武漢大學對校史的篡改,固然直接導致了廣大師生校友對本校歷史與文化傳統的認知錯亂,但造成這一結果的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長期以來學校當局對校史研究與教育工作的長期漠視!最近20多年以來,學校對校史工作何曾有過真正的重視?!需要沽名釣譽、追求虛榮的時候,就專門組織一幫校史專家來研究、論證本校有“百年”的歷史,等到利用完畢了,再一腳踢開,打入冷宮!事實上,在武漢大學所謂的“百年校慶”結束還不到一年的時間,成立了10余年的校史編輯研究室以及僅僅存在了短短幾個月時間的校史展覽館,便先后被撤銷——這可不可以被視為學校自身對校史浮夸行為感到“心虛”的表現呢?!——迄今仍未恢復!(在此,筆者要特別對李曉紅校長上任后對校史工作的重視與關心表示高度的敬意)近20年來,作為一所所謂的“百年名校”,武漢大學竟然連一個專門研究本校校史的學術崗位都沒有!(某些前輩校史專家以及本人對校史的長期研究,從工作性質上講均不過是“業余”行為)大量與武漢大學校史有關的珍貴歷史資料,長期塵封在全國各地的圖書館、檔案館中,“養在深閨人未識”,完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開發利用。而學校在1993年所謂“百年校慶”前夕編纂出版的那部校史,不過是在校慶舉辦前幾個月的時間里,臨時召集一班人馬,搞“急就章”匆忙趕制出來的結果,雖然多少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與國內其他同類高校的“官修”校史相比,仍是相形見絀,無法真正代表武漢大學這所素以人文社會科學見長的歷史名校深厚的歷史積淀與崇高的學術地位。如果學校今后對校史研究工作仍然繼續像20年前那樣短視的話,可以想見的是,武漢大學將永無可能編篡出一部與其實力、地位相稱的高質量的校史來! 四、正視歷史,擯棄虛榮,撥亂反正當其時   大學精神是一所大學在其發展歷程中長期積淀而成的核心價值,主要體現為得到大學人廣泛認同和自覺奉行的辦學理念和道德品格、價值追求。大學精神內在地決定著一所大學特色的本質特征,深刻影響著每個大學人的為人為學態度和人生成長,對大學的改革、發展和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跨越三個世紀的武漢大學,匯聚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眾多華章,形成了優良的辦學傳統,積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蘊,孕育出獨特的武大精神。在廣大師生、校友中開展“武大精神”討論,目的就在于在學校厚重的歷史中發掘、總結、凝練出“武大精神”,用“武大精神”來凝聚武大人,激發廣大師生和校友的愛校熱情,凝聚力量,振奮精神,推動學校各項事業又好又快發展。 ——中共武漢大學委員會:《關于開展“武大精神”討論的通知》(2012年9月3日) 在筆者看來,無論“武大精神”的核心內容究竟是什么,其區別于其他高校的獨特個性又究竟何在,只要它是作為一所大學,就應該與其他所有高校一樣,具備大學精神的共性;而不管大學精神的具體內涵究竟有多么豐富,最起碼也應該包括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精神吧! 既然“在廣大師生、校友中開展‘武大精神’討論,目的就在于在學校厚重的歷史中發掘、總結、凝練出‘武大精神’”,那么,本校“厚重的歷史”究竟始于何時,其“厚重”又具體何在(當然,我們決不應該膚淺、片面地拿建校時間的長短來當作“厚重”的標尺,而更應從具體的文化積淀與精神底蘊的角度去深入挖掘),也應該是一個可以拿出來公開“討論”的問題吧!我們武漢大學的全校師生校友,總不能一邊熱火朝天地討論“武大精神”,一邊繼續沿襲早已被學術界、教育界批駁得體無完膚的虛假的建校年代,臉不變色心不跳地堅持舉辦所謂的“120周年”校慶吧?!如果一所大學連自己的歷史都要弄虛作假,而且多年來面對著社會各界長期不斷的強烈質疑與批評,仍始終不敢正視并作出正面回應,更談不上勇于承認錯誤并盡快改正,反而繼續頑固地堅持過去所犯下的歷史錯誤,那還有什么資格侈談什么大學精神! 因此,筆者認為,學校在校史浮夸這一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上所持的基本立場,在事實上便構成了開展“武大精神”討論的先決性條件!它直接決定著這場討論究竟是暢所欲言、直言無忌、共同追求和探索真理的“真討論”,還是僅僅只是走過場、片面追求形式的“假討論”!而最終討論和提煉出來的“武大精神”,究竟是能真正體現武大的優良傳統與精神風骨、并且能落到實處的“真精神”,還是有名無實、看似冠冕堂皇、而實則僅僅只是停留在紙面上的“偽精神”! 武漢大學在1993年篡改校史、舉行所謂“百年校慶”,最大的荒唐之處,還不在于大張旗鼓、驕狂虛妄地作出了一番爭奪“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的嘗試,最后卻以自取其辱的結果而告終,而更在于它竟然將別人的歷史算到了自己的頭上!從本質上說,武漢大學1993年的所謂“百年校慶”,慶的是一所與武漢大學并無實質繼承關系、并且已經停辦82年之久的清末新式學堂誕生100周年!這難道還不夠荒謬嗎?!難道到了20年后的今天,我們還要繼續堅持這種荒謬嗎?! 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我始終堅信,紙包不住火,歷史的真相是不可能被形形色色的謊言所永遠遮蓋住的,真史終將戰勝偽史,而大白于天下,更何況武漢大學在校史上的浮夸行為,在全國的高等教育史學界幾乎人盡皆知!又能將廣大不明就里的師生校友繼續欺瞞多久呢?!就算我們今天拿不出足夠的勇氣對自己的校史進行撥亂反正,將來的那些比我們更加睿智和勇敢的后輩學人,也終究有一天會徹底完成這一撥亂反正,到了那時,他們一定會嘲笑我們今天的愚蠢、膽怯和懦弱的! 如果我們武漢大學現在能夠對校史進行撥亂反正,那就意味著在時隔20年之后,武漢大學將再次舉辦一次“百年校慶”。從表面上看,這當然是一個笑話!然而,這個笑話的“笑點”絕不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1993年武漢大學的“百年校慶”,本身就是一個延續了將近20年之久的天大的笑話!如果我們現在重新辦一次“百年校慶”,社會各界人士當然有可能會嘲笑我們,但是,嘲笑的重點,肯定是最早制造出這個“笑話”的過去,而絕不會是撥亂反正、痛改前非的現在!事實上,知錯就改、有錯必改不丟人,堅持錯誤、有錯不改才丟人!1993年的所謂“百年校慶”,實質上是一場欺世盜名、自降身價、而且還敗壞了社會風氣的偽“百年校慶”,而如果我們現在能夠重新舉辦一次“撥亂反正”的百年校慶,那就必將是一次返璞歸真、名副其實、真正贏回社會尊敬的真“百年校慶”!相反,如果我們現在繼續堅持錯誤,對學術、教育界的強烈質疑裝聾作啞、充耳不聞,大張旗鼓地操辦所謂的“120周年校慶”,表面上看起來風風光光,而實則繼續被學術、教育界人士當作茶余飯后的經典笑料,那才是真正的、并且貽笑千古的大笑話!筆者堅持認為,只要我們能夠痛下決心重新辦一場撥亂反正的“百年校慶”,那么,武漢大學當年在校史追溯問題上所鬧出的“笑話”,將就此煙消云散,并轉化為一出受人尊敬的歷史佳話和“正劇”;而如果是為了避免表面上的“笑話”而堅持舉辦所謂的“120周年校慶”,那么,始自1993年的這個歷史“笑話”,將繼續長期存在下去,并且每隔五年、十年,便以系列“鬧劇”的形式,永不間斷地在珞珈山下持續上演! 武漢大學師生校友近20年來基于“偽校史”而形成的虛幻的“自豪感”與“虛榮心”毫無任何實際價值 人最難過的,恐怕就是“感情關”了。我想,任何一位武漢大學的師生校友,誰不會為自己學校的輝煌歷史感到深深的自豪呢?!然而,這種自豪感,理應建立在真實而不是虛假的基礎之上!就筆者個人來說,我也發自內心地希望母校的歷史越悠久越好啊!但是,主觀愿望再強烈,也不能一廂情愿地篡改客觀事實!如果我們武漢大學要改寫自己的校史,則必須有充分而堅實的歷史依據才行。如果我們確實掌握了確鑿和充分的歷史證據,別說是將校史延長20年,就是延長200年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然而,如果我們并沒有掌握足夠的證據,別說是延長20年了,就是延長2年都是行不通的! “虛榮”之所以為“虛榮”,從根本上說便在于其“虛假”、“虛幻”和“虛無”的本質。前文中已經詳盡地論述了,武漢大學所謂的“百年名校”身份,實際上不過是個虛幻的泡影。明明只有80年的歷史,卻非要虛夸成100年,這絕對不是什么“光榮”,而是一所本應以追求真理為歸依的高等學府的奇恥大辱!退一萬步說,即使不考慮事實的層面,而純粹只是從“功利”的角度出發,我們也要發出強烈的質問——把武漢大學的校史延長20年,真的能讓我們感到很“光榮”嗎?! 首先,武漢大學1993年對校史的篡改,從未得到過學術界與教育界的充分認同。從表面上看,武漢大學是全國第一所舉行所謂“百年校慶”和“110周年校慶”的大學,而且很快又將成為第一所舉辦“120周年校慶”的大學,看似風光無限,然而,我們不妨請武大的每一位師生校友睜大雙眼,跳出自我構筑和強化的封閉的小圈子,好好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在國內外學術界汗牛充棟的關于中國高等教育史的諸多論著中,有沒有任何一位學者提出并論證武漢大學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所大學的?一個都沒有!所謂的“百年校史”,從頭到尾都不過是武漢大學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自吹自擂”、“自欺欺人”的結果!這到底是光榮還是恥辱?!    武漢大學將校史上延至1893年不僅是自己一所大學的問題,還牽涉到中國高等教育史的改寫問題,事關重大。不僅天津大學、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大學等19世紀末建立且一直連續辦學下來的老牌大學不認可,而且中國高等教育學界、中國教育史學界多數人也不認可,因此我才說武大建校時間問題已經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界的一樁公案。 ——劉海峰致劉道玉函(2012年6月27日)    武大是一所具有優良傳統的著名大學,其實不需要硬拉自強學堂作前身學校,一樣可以辦成一流的高水平大學。跨過除了校舍以外毫無關聯的武昌軍官學堂,去拉上同樣沒有關聯的自強學堂作前身學校,改寫中國近代高等學校歷史,很難得到高教界和教育主管部門的認同。自說自話舉辦現存大學最長校齡的校慶,終將形成騎虎之勢。 ——劉海峰致筆者函(2012年9月21日) 其次,我們把武漢大學最早的歷史前身由武昌高師前溯至自強學堂,實際上也是在“自降身價”!武昌高師是什么?是一所完全現代意義上的高等學校,是民國初年教育部在全國設立的六大高等師范學校之一,是武漢乃至華中地區第一所國立高等學校,在當時便享有“華中最高學府”之美譽。而自強學堂和方言學堂又是什么?!不過是清末的一所連“大學”的邊都沾不上的近代新式學堂罷了!論身份地位,前者比后者不知道要“高貴”多少!所以啊,我們不要想當然地以為將校史往前拉長了20年就很“光榮”,實際上學校的檔次都因此而被大大地拉低了! 最后,一所大學的歷史真的是越悠久越好嗎?或者,我們換句話說——年輕,又有什么不好?!2003年10月6日,在武漢大學所謂的“110周年校慶”前夕,與武漢大學有著密切歷史淵源的同城兄弟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了隆重的建校50周年校慶大典,時任校長樊明武院士在校慶致辭的最后,特意引用了美國斯坦福大學首任校長喬丹(David Starr Jordan)在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學正式開課儀式上的一段話:    我們的大學雖然是最年輕的一所,但她是人類智慧的繼承者。憑著這個繼承權,就不愁沒有迅猛而茁壯的成長。無論任何人都無法擋住她的去路,她的路標全部是指向前方的。 這句話令筆者印象極為深刻,在我看來,這不正是一個生氣勃勃、前途無量的“后起之秀”向那些先行一步、底蘊深厚的老牌勁旅勇敢地發起強勁挑戰的豪邁宣言嗎! 曾幾何時,我們武漢大學也曾經扮演過像今天的華中科技大學一樣的角色啊!讓我們再來重溫一下1946年10月31日代理校長劉秉麟在國立武漢大學建校18周年校慶大會上的演講:    我們知道武大歷史很短,合武昌高師,武昌師大,武昌大學,與武昌中山大學而言,才比較長些,所以實際今天武大本身的歷史,成立才只十八周年,好像一個小兄弟,但我們秉著當仁不讓之精神,至少要起而與老大哥似的北大,清華,…諸校相抗衡,完成大學教育的神圣使命,十余年來,經各先生之決心及各方面之熱情與同學們之努力,尚能名實相符,蔚為國用…… 作為一個“歷史很短”的“小兄弟”,為了“完成大學教育的神圣使命”,而敢于“當仁不讓”地同“老大哥”們“相抗衡”,這是一種多么可貴的精神風骨!和這些先賢們的誠摯、豪情與銳氣比起來,武漢大學在1993年處心積慮地要將校史延長20年的“自我僵化”的想法與做法,難道不顯得可悲與可鄙嗎?! 在過去這些年里,我所慢慢了解到的關于武漢大學校史的種種真相,逐漸與自己先前的諸多因校方的刻意“誤導”而形成的“先入之見”產生了巨大的落差與沖突,這一點曾讓我深感“痛苦”。但事到如今,我已經非常艱難地從中走了出來,努力做到客觀、中立、實事求是地研究與評價武漢大學校史上的諸多問題,一切以客觀事實為歸依。我想,作為一名比一般師生校友能更多地接觸和了解到本校歷史的校史研究者,在真實的歷史面前,我的思想既然能夠痛苦而又艱難地慢慢轉過彎來,那么,武漢大學的那些智商與情商都比鄙人高出很多的廣大師生校友們,只要愿意認真地學習和深入了解本校校史,并在此基礎上對1993年的校史浮夸問題進行徹底的反思,也一定能夠像我今天這樣,在自己的思想深處最終完成這一“撥亂反正”的心路歷程! 當前,武漢大學的廣大師生校友,大都普遍地感覺到學校已逐漸步入了一個發展勢頭迅猛的“上升期”,“團結起來,振興武大”的濃厚氛圍,已在校中初步形成。此時此刻,筆者突然拋出這么一個批評學校校史浮夸的問題,想必定會有人要指責本人是在破壞團結穩定的大局。筆者的解釋是,團結固然重要,但我們這些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大學師生所需要的“團結”,必須要建立在真實歷史的旗幟下,而不能建立在虛假謬論的基礎上!一是一,二是二,虛假的東西永遠都無法變成真實,形形色色的造假行為都必須予以糾正。筆者絕不相信,如果武漢大學今天能夠把20年前的校史浮夸行為糾正過來,把籌備中的偽“120周年校慶”撥亂反正為貨真價實的“百年校慶”,廣大師生校友之間的“團結”就會被破壞掉了!恰恰相反,這種知錯必改的寬廣胸懷,才是“武大精神”的真實體現,才是真正能夠凝聚廣大師生校友一同為追求真理、振興武大而共同奮斗的強大精神力量! 筆者認為,武漢大學1993年通過牽強附會地篡改校史進而舉行所謂的“百年校慶”,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壞頭”,在全國高校中“壞風氣之先”,影響非常惡劣。然而,在武漢大學真正的“百年校慶”即將來臨之際,如果我們能夠拿出足夠的勇氣改正錯誤,撥亂反正,那無疑就是又開了一個“好頭”,在全國高校中重新“正風氣之先”,進而重新贏得全社會的高度尊重,可謂善莫大焉!對此,我們又何樂而不為呢?!這正如天津大學教授王杰先生近日對筆者所言:“我想武大實事求是反映校史,不但不會使形象受損,反而正面影響更大,讓人贊嘆老校、大校的胸懷和風格,同時不給歷史和后人留下遺憾。非常欽佩。” 綜上所述,武漢大學1993年在全國高校中率先舉辦“百年校慶”的行徑,是在國家最高領導人態度曖昧、上級主管部門國家教委明確反對、少數兄弟院校群情激憤、學術界與教育界諸多人士均表示強烈質疑與批評的前提下進行的,可謂是既不講“政治”,又不講“紀律”,既不維護團結、顧全大局,又不愛惜自身聲譽,既違背根本大學精神,又“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荒唐錯亂之舉!而現在,武漢大學真正的“百年校慶”即將到來,這無疑是一次千載難逢的絕好機會,面對學校過去犯下的這一歷史性錯誤,如果我們現在不去及時糾正,以“知錯必改”的博大胸懷與積極姿態去迎接明年的真“百年校慶”,又更待何時!總之,筆者堅信,在我們國家的社會、政治局面越來越開明、進步的客觀環境下,一所高等學府若是能勇于承認并改正自己過去的錯誤,不僅不會“翻船”,反而能讓這艘奔向真理彼岸的巨輪行駛得更好、更穩!相反,若是繼續頑固地堅持錯誤,諱疾忌醫地抗拒從而錯失近在眼前的“撥亂反正”的絕好時機,則必將在歷史的長河中被傾覆,永遠為后世的歷史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學人所恥笑! 抱著“破釜沉舟”、“孤注一擲”、拼命一搏的堅定信念,筆者終于完成了這篇呼吁對武漢大學的“偽校史”進行“撥亂反正”的長篇大論。也許,它什么也改變不了,甚至還會給我個人的處境帶來大麻煩,然而,我的動機和初衷,卻又是如此的簡單與堅定,那就是——不說真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就算我確實什么也改變不了,最起碼,作為一名深深地熱愛著自己研究事業的史學工作者,我必須要對歷史有一個交代。我真心不希望,在可能并不遙遠的將來,當后世的武大學人再次對武大今天的校史浮夸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之時,卻失望甚至悲哀地發現,有那么一些洞悉真相的校史研究者,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竟然可恥地保持了沉默,沒有大膽地說出真話!就算我這篇文章會引發眾怒,得罪一大堆人,我也將毫不畏懼。“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就我個人的學術研究而言,今年,將是本人承認武漢大學校史可追溯至1893年的最后期限!今年上半年,本人出版了有生以來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書中仍然將武漢大學校史追溯到了1893年,這是因為,本人過去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思想還沒有完全轉過彎來(但即使如此,筆者在下筆時也明顯感覺自己“底氣”不足!),但現在就不一樣了,只要這本書將來能夠再版,本人一定會將此謬說予以徹底的糾正!今年以來,本人還承擔了若干由學校組織的研究課題,其中也承認武漢大學的校史始于1893年,但這些都屬于“工作任務”,我沒有辦法公然抗拒。今年以來,本人還參與了武漢大學校史館布展方案的制定工作,坦率地講,在設置“自強學堂和方言學堂”這部分的內容時,我絕對是極其“違心”的!我心里非常清楚,這所學堂的歷史壓根兒就不屬于我們武漢大學校史的一部分,我們為什么還要把它強行塞到本校校史的起始之處?!明明不是自己的祖宗,為什么還要供奉在自己的祖廟里?!當然,這同樣是“工作任務”,我也不得不這么做!只是現在,我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容忍這段“偽校史”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即將落成的校史館中了!實在是做不下去了,還是讓領導們另請高明吧! 現在,本人鄭重起誓,從今以后,本人在自己的任何一部關于武漢大學校史的學術論著中,均不會承認武漢大學校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而一定會旗幟鮮明地指出武漢大學建校于1913年!與此同時,本人謹以此文,向所有贊同將武漢大學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學者,以及所有不肯或不愿承認本校校史浮夸的武漢大學師生校友發出挑戰!如果有人能夠從學理上徹底駁倒我這篇文章,我一定會立即認輸,繼而公開道歉,并且從此以后永不再涉足于武漢大學校史研究! 當然,本人向來都深信——青史不可欺,公道在人心!就算我們今天無法將“偽校史”徹底糾正過來,將來的人們,也一定會接著完成這一“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的。不論最終的結果如何,我都衷心希望,武漢大學的廣大師生校友對本校校史的基本認知,能早日回歸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只有尊重歷史,才能贏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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